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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下的“异类” 涂鸦:究竟是艺术还是污染

导读: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纽约,到处充斥着反文化、反传统的味道。在逐渐被边缘化的贫民区里,一些年轻人同样处于反种族歧视、反战、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纽约,到处充斥着反文化、反传统的味道。在逐渐被边缘化的贫民区里,一些年轻人同样处于反种族歧视、反战、反性压抑的思潮中。涂鸦便起源于这样的社会边缘。

Rif自认是“第一代涂鸦艺术家”,他从10岁开始就学习涂鸦,先是在纸上,然后到小巷里的墙上练习,最后才在地铁车厢上“动笔”。在这个小圈子里,只有技艺达到“最高境界”的人才能画在流动的地铁车厢上。说起现在的涂鸦,Rif语气中颇多不屑:“现在很多人只能称作‘涂鸦者’,根本算不上艺术家。”涂鸦带有明显的“地下”痕迹,加上罐装喷漆随处可以买到,因此大量涂鸦作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在纽约大肆蔓延,从火车车厢到车站月台,从街角的墙面到厕所的壁面,几乎“无孔不入”。《世界百科全书》中写道:“‘涂鸦’经常写在公共厕所、公共建筑的墙上,或公园的石头上;有些单字和词组不甚健康;有时只是写人的名字,也有关于性的,还有许多是政治口号。”一位现代美术理论家则这样评论涂鸦: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涂鸦艺术的辉煌时期。它的兴起,不仅是美国黑人民间艺术的宣泄,也是那个时代被压抑的族群和阶层群众的心理宣泄。所以,从表面上看,它有很强烈的反叛色彩、发泄的倾向和随意的风格,甚至有些反传统、反社会的精神。”

早期的大多数涂鸦者既不是专业艺术家也不是艺术系的学生,他们多为街头少年,在他们看来,涂鸦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权威的反叛。但这种行为很快便引起媒体、主流艺术甚至全社会的关注,涂鸦文字也因此逐渐减少,转而代之以大型精致的图像。学院派艺术家逐渐被涂鸦这种创作模式吸引,涂鸦遂登大雅之堂,慢慢变成主流艺术形式之一。

流行文化助推器

自从被“收编”那天起,涂鸦就成了主流艺术的宣传工具。反应速度最快的要算是时尚工业,从奢侈大牌、牛仔裤到运动鞋,几乎都与涂鸦“亲密接触”。“跨界”风潮流行的几年里,很多涂鸦大师顺势与大牌合作,设计推出了极具个性的产品,颇受市场青睐。

“朋克教母”维维安·薇斯特伍德在她的时装系列中曾大胆使用涂鸦图案,将品牌个性推向极致;马克·雅各布斯则邀请设计师为LV设计“涂鸦手袋”,结果异常畅销。大牌价格本就不菲,而“大牌+涂鸦”的组合更是造就了“越贵越畅销”的市场奇迹。

在市场作用的驱动下,涂鸦艺术家有时候也会被捧为“明星”。罗宾·班克斯自称“艺术恐怖分子”,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界人物。低调是班克斯的最大特色,据说至今仍没有人知道班克斯的真面目,就连他的父亲都不知道班克斯就是自己的儿子。班克斯的作品涉猎题材广泛,加之低调神秘的个性,很快获得大众热捧,他的作品也很快从150英镑一幅暴涨至数万英镑。

制度下的“异类”

每年,纽约市属的清洁涂鸦组织要在数千个地点清理近2000万平方英尺的涂鸦;而纽约警察局每年逮捕的“涂鸦分子”也有数百人之众。不仅仅是文化生活丰富的纽约,即便像波特兰这样的“花园城市”,市政府每年用于清理涂鸦的预算也达200万美元之巨。

“涂鸦”已经成了一个国际化的争议话题。在欧洲,尽管许多国家默许涂鸦艺术家的创作行为,但涂鸦这种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然令政府不堪重负。德国内政部就曾经抱怨,涂鸦艺术家们每年给德国造成数十亿欧元的损失,而他们的“成本”不过是价值几十欧元一罐的喷漆。为了彻底杜绝涂鸦泛滥,德国政府甚至动用了高科技手段,让警方配备装有红外线摄像机的直升机,以使其能在夜间更迅速有效地追捕“涂鸦艺术家”。

是艺术创作还是破坏环境?对于涂鸦行为,人们的看法莫衷一是。虽然德国明令禁止随意涂鸦,但昔日的柏林墙却是世界上最长的“涂鸦墙”(高3.5米,长166公里)。时尚工业的发展也在改变涂鸦的生存状况,在被印上商业烙印后,涂鸦不再是“社会自由的无秩序表象”,而成了潮流风向标的推进力。

“Graffiti”(涂鸦),意大利文原意是指“乱写”,后来被泛指在墙壁上乱涂写出的图像或画。涂鸦诞生已有半个世纪的时间,尽管传入国内时间较晚,但作为流行的街头文化的一部分,还是迅速在年轻人中得到认同。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,生于“地下”的涂鸦却始终未能真正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,世界各国几乎每年都要在清除各种涂鸦上花费不菲,也因而有人认为所谓“涂鸦”其实不过是一种对城市和视觉的污染。中国涂鸦

在路上Seven是国内较早接触涂鸦的人之一,毕业后由于在天津工作的关系,便拉上几个同好成立了“ABSCREW”,团队由环渤海地区几大知名涂鸦团队主力成员组成,可算是强强联合。

据Seven介绍,团队的三位主要成员都曾在天津做涂鸦,而且三人都是来自石家庄,便产生了组建团队的想法。作为HIP-HOP文化的四大元素(其他为说唱、街球和街舞)之一,涂鸦在国内起步最晚,十年前随着HIP-HOP热潮涌入国内。“尽管比起欧美涂鸦文化的发展差距不小,但目前国内涂鸦的发展路线还算健康,没有帮派关系。国内做涂鸦的大都是美院学生和设计师,因此也可算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。”

Seven和他的团队成员几乎都是在大学期间迷上涂鸦的,但那时国内涂鸦爱好者尚不多见(即便是现在,国内的涂鸦爱好者加在一起也不过百人规模),很多人就是靠模仿国外涂鸦作品一点点成长起来的。Seven表示,目前在国内涂鸦还很难成为谋生的手段,“玩涂鸦要么走商业路线,要么就选择‘地下’。前者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涂鸦获得一定的收入,但前提是必须放下自己的创作理念;后者虽然可以坚持自己的理念,但毕竟无法靠涂鸦养活自己。”

即便是选择了商业途径,对于像Seven这样的涂鸦爱好者来说还是存在不少问题,“比如怎样协调商家与涂鸦者之间的理念差距,有的商家认为免费提供场地已经是极大的优厚,却从未想过涂鸦者要付出怎样的精力去完成一件作品。”涂鸦达人

巴奎斯特对于涂鸦爱好者或者对涂鸦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,“达人”一词似乎并不足以形容让·米歇尔·巴奎斯特在涂鸦艺术领域的地位。我们只知道,当这位在人间只度过了27个春秋的年轻人的作品在上海展出时,策展方为这些作品投保了9000万美元。

算起来巴斯奎特投身涂鸦的时间并不算长,只有10年时间——但对于一位天才来说,十年足以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。虽然自小浸淫传统艺术,但巴奎斯特在父母离异后便开始频繁离家出走,并由此结识了涂鸦艺术家阿尔·迪亚兹——后者对巴奎斯特最大的“帮助”并非在艺术上,而是让他染上了毒瘾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“垮掉的一代”正在美国盛行,年轻的巴奎斯特和他的伙伴整天拿着粉笔或喷罐进行创作,躲避挥舞着警棍的警察。

1977年,一些署名“Samo”的涂鸦引起人们的注意,这其中也包括哈里——另一位著名的涂鸦艺术家。他很快打听到,这些作品都出自巴奎斯特之手,“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,别人将涂鸦当作一种发泄的工具,而他却将之视为严肃的作品,并像传统绘画那样签上自己的名字。”很快,追逐“Samo”的警察变成了握着钞票的商人,在一次名为《时代广场展》的涂鸦艺术群展中他脱颖而出,“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清晰简洁的、强有力的、震撼人心的,同他所处时代紧密联系的东西。”

尽管来自街头,但巴斯奎特的身上却极少有“暴富”后的忘乎所以,“他的工作室里只有一台简陋的电视机和床,地上就是艺术史的书籍和画册,画挂满了四壁。”随着名望的飙升,毒品也日益侵蚀着这位天才的身心。忘年之交安迪·沃霍尔遭枪击去世的消息对巴奎斯特来说是另一个沉重的打击,从那以后他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,很少创作新作品。1988年8月12日,巴奎斯特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公寓中,过量的海洛因夺走了他的生命。如今,巴奎斯特的作品经常在全世界进行巡展,市场对于“巴奎斯特”这四个字也非常买账,拍卖价格通常不会少于600万美元。

作为巴奎斯特最坚定的支持者,收藏家巴茨深信:“如果不是过早去世,他的名声会更加响亮……巴奎斯特有一种草根精神,他的眼光和思维不只局限在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,他既是生活的体验者又是创造者,还一直保持着自己漫不经心的本色。”

(责任编辑:Arthur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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